核心摘要：本文分析了阮朝和法国殖民时期越南南部传统村落结构的基本特征。它还指出了该结构对历史上越南南部国家模式的影响，并提出了该结构对当今国家行政机构的组织和运作的影响的联系。
副教授。 Nguyen Thi Viet Huong Cao Tu Thanh 教授，越南国家与法律研究所研究员
村庄构成了整个国家、特别是南部地区历史上行政结构的一部分。作为基层单位，它们在为行政管理提供人力、物力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们也是对国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贡献的传统社会制度。
以传统村落的标准来看，1945年以前的南方村落在很多方面都是例外。这是由该地区越南人社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决定的。
17世纪末进入南三角洲，不同世代的越南人带来了不同的经验，包括社会组织方面的经验。这些经验在土地复垦过程中得到了调解。现实中，有体力、有勇气、有团结意识、有组织能力的人就成为了垦区的领导者或村里的半官方代表。正是在这里，传统乡村制度的重构过程与政治经济权力的重构过程并行进行：只有那些不仅拥有广阔土地，而且具有“安海”（酋长）品质的人才能受到尊重并成为地主。 1862年条约签署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南岐（交趾支那）的反法武装斗争中担任了地方领导人。这些第一代移民的侠义和宽宏的品质一直保留在南方乡村机构中，直到法国殖民时期，从而产生了像不成文法律一样有效的非官方机构。 1945年之前，许多平川（Chanh Hung Nha Be村）头目一生都没有见过殖民当局发放的按人头卡，这并非偶然。这个秘密权力体系在1945年8月革命之前产生了臭名昭著的平川帮派，并在反法运动中产生了由Duong Van Duong领导的强大武装力量平川军。应该强调的是，自 17 世纪末以来持续存在的军民政权
土地开垦历史塑造了南方村庄内部社会结构的一些共同特征。从阮领主统治时期到法国殖民时期，由于历届政府的农业发展政策，南部三角洲不断被开垦。与北部三角洲不同，交趾支那对移民没有任何歧视。各种形式的土地所有制中，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经济活动向前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在某些地区和某些时期，南方的土地所有权具有许多封地要素。
一般来说，在法国侵越之前，南方乡村几乎不存在能够控制一定地区社会经济活动的经济实力、政治地位或文化优势的大家族。像马河仙家族这样的例子很少见，只发生在封建官僚贵族家庭中。南方地区人口不断变化，很早就出现了以商品生产为要素的农业经济。结果，就没有像18世纪中北部地区那样的宗族政权发展的土地了。
阮朝时期的南方，以村为最常见的行政单位和主要的基层行政层级，而北方则以公社为基层行政层级。阮领主和阮朝的第一代国王倾向于更加重视村庄，因为他们主张在南方所有新开垦的地区建立村庄。 [1]
南方乡村具有明显的开放文化、水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特征。村庄主要是由不同人群开垦土地而形成的。南方的社区有自己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甚至在政府设立行政单位之前就已经存在。基层行政单位的设立基本上尊重这些社区。下表显示19世纪初嘉定南部基层行政单位，村落占90%以上，其余为华裔居民So、Pho、差瓦族Doi、高棉族Soc（见表1）。
表1：19世纪初基层行政单位名称[2]
一些村庄的名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世纪初期荒地变成稻田和花园的过程的特征。 [3] 见表2。
表2：南方五省名称中含有特殊词的村庄数量[4]
名字中含有“cuu”字的村落都是很早就建立的，而名字中含有“tu chieng”字的则是来自各地的移民聚居的。名称中含有“滩”字的村庄是该地区数量最多的。许多人认为，村民们在老村名前加上“tan”（汉越语，意为“新”），形成新村名，以此作为对故乡的回忆[5]。而且，这些名字都是汉越文，这表明越南人已经在南方土地上定居，并对该地区行使了绝对主权。在与柬埔寨接壤的2999个南部村庄中，有2867个以汉文越南语命名，占95%，只有132个可能以诺姆或高棉语和马来语命名 [6] 。
“这可以解释，那里几乎所有的地方都用汉越语命名，是因为村落正式名称的需要，这也是该地区建立国家行政制度的需要。换句话说，只有当越南居民成为这个地区的主人时，才真正需要行政制度。因此，除了所有居住地的名称都带有越南人的痕迹，带有越南人建立的国家的痕迹之外，别无选择。”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