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摘要：值此越南首届国会代表大选80周年之际，我们深深体会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远见卓识：建设法治国家与人权价值观相结合的目标。这一目标是胡志明主席在其政治活动初期就提出的。
历史学家杨忠国
1945年9月2日独立宣言仪式结束后仅一天，胡志明主席在临时政府就职会议上重申了革命的最高而实际的原则：“如果国家拥有独立和自由，但人民没有幸福，那么这种独立和自由就没有意义。”同时，他概述了临时政府最紧迫的任务：扫除文盲和饥荒，最重要的是尽快组织大选以制定宪法。为了动员人民参与这一历史性事件，胡志明主席强调并激励人民，宣布这是“一条人民首次行使和享有民主权利的新道路”。
政府首脑在讲话最后强调了另一项具有根本意义的紧迫任务：开展“全民道德再教育活动，践行勤俭廉洁、正直美德”。
值此越南首届国会代表第一次大选80周年之际，我们深刻体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远见卓识：建设法治国家与人权价值观的目标。这一目标是胡志明主席在其政治活动之初与法国的越南爱国同胞在1919年向凡尔赛和会提交“安南人民请愿书”时提出的。胡志明主席的这一愿景历经时间的流逝，包括他长期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阮爱国和胡志明的政治纲领，从1930年2月越南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简明战术纲领到1941年5月的越明阵线纲领，始终以建立民族团结集团、实现民族独立和建立民主共和国家为中心。
1945年八月革命胜利之际，1945年8月16日至17日在新潮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将这一纲领转化为越明阵线的10项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发出全面起义的号召和成立全国解放委员会。国民议会通过普选产生，确保男女、不同民族、宗教和政治团体之间完全平等。
然而，建立一个新的机构，一个民主共和国机构，不仅是革命组织成员的工作，也是全体人民的事业。换句话说，革命的胜利并不在于推翻旧政权和旧制度，其真正的成功取决于建立新政权，而大选只是其中首要的紧急步骤之一。
因此，在建设和巩固国家机构的同时，教育和培养新型越南公民是一个紧迫而长期的双重目标。这些曾经是封建和殖民政权臣民的人将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公民。在选举之前，胡志明主席实际上确定了最紧迫的任务：对抗“饥荒之敌”，并用谚语“co thuc moi vuc duoc dao”（追求开悟之前必须有食物）辩证地简单地解释。接下来是扫盲工作，让每个公民都能通过书面投票表达自己的选举代表意愿。这意味着赋予人民“充分行使和享受民主自由”的权利，正如胡志明主席在呼吁人民参加投票时所强调的那样，这是大选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尽管面临重重挑战，大选还是于1946年1月6日成功举行，第一届国会于1946年3月2日召开。然而，抗战事业和建国事业以及建设法治国家的长远目标，不能仅仅依靠新当选的国会的活动。更重要的是建设一个人民自觉、有能力执行法律、行使监督国家机器的民主权利的社会。
这不是一件简单或容易的任务。就在《独立宣言》和向政府发表讲话两周后，胡锦涛主席写了一封信给“家乡的同志”（Nghe An），信中表示，推翻旧政权（称为“cong viec pha hoai”（破坏性工作）是困难的，但建立一个新政权和社会（“kien thiet”-重建）则要困难得多。推翻旧政权或打击外国侵略者以获得独立可以很容易地“动员全体人民”，但建立一个或多或少影响一部分人民利益的新制度并不容易。然而，这封信的结论是，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团结全体人民并纠正这一新的努力中的错误，这是可以实现的。这解释了为什么胡志明主席发起了上述“人民再教育运动”。
1946年春，几乎在大选和新当选的国民议会开始活动的同时，胡志明主席发起了由政府和救国文化协会赞助的“Doi Song Moi”（新生活）运动。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元首在政府面前概述的“重新教育人民”的目标似乎让人想起儒家美德：“勤、俭、廉、义”。
陈辉烈、居辉灿、阮廷氏等文化活动人士在回忆录中质疑为什么新生活应该建立在这些看似古老的原则之上，胡志明主席回应说，正如人类需要吃米、喝水、呼吸空气才能生存一样，“能、剑、廉、正”是任何社会的基本人类品质，是革命者建设新社会的原则。
扫盲运动以早期的“phong trao truyen ba quoc ngu”（民族语言传播运动）为基础，使数百万人在短时间内能够读写，并通过选票行使自己的权利。颁布了各种法令，废除旧政权的残余，为人民建立民主自由。此外，各种社会活动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启发了整个民族实现独立和自由的真正价值。
为了响应“新生活”运动，救国文化协会发起了一项运动，在公共场所、道路沿线、市场、学校和医院制作标语。该会主办的《先锋》杂志发起口号创作比赛并公布参赛作品，让人们充分认识公民责任、新社会、新政治体制，以实现民主目标。
1946年底抗战爆发，“新生活”运动的目标尚未实现。战争的严酷规则及其后果一直持续到今天。八十年后，当我们沿着新政权第一天制定的新道路前进时，这些目标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和必要性，这是对人们进行道德再教育的事业，使他们从“传统主体”的思维方式解放到“现代公民”的思维方式。
